沙特阿拉伯5月石油产量又创新高

只要划定一个分数线，就会引起纠纷。

一方面，增加情节严重的行为使得更多的言论符合诽谤罪，同时也必然会使得更多指向官员的公共言论符合诽谤罪。在这个转变过程中，网民不仅仅是消费性的实用主义网民，而是一种政治性的网络公民。

长期以来，寻衅滋事罪为公权力在受到社会压力和政治指示时主动出击，打击无法被归类的公民行为[或仅仅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行为]提供入罪理由。政治言论 在过去的一年，我国政府从多个方面着力治理网络言论。8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谨防大V变大谣》。《人民日报》在连续发表了多篇学习8·19讲话精神的评论员文章后，9月2日发表署名为本报评论部的文章《关键时刻敢于亮剑》，斗争色彩极其鲜明。这不仅是一个传媒现象，而且是一个法治现象：一方面，他们借助于网络公共言论平台，行使公民监督权，监督公共权力，维护国家法治。

公民监督权是我国法治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第三，必须在法律上将言论和言论引起的行为区分开来。对它们进行反思和总结，无疑有助于我们通过法律移植建构中国当代的法律体系，推进中国法治的发展进程。

同时，不同社会的法律移植也具有某些共同之处。例如，罗格朗教授就强调法律规则的语义之维与规则的意义之维密不可分，因而主张法律是不可移植的。法律移植作为一种隐喻，其确切含义是什么？它与植物学和医学的移植有何异同？法律移植是否可能？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我们谈论法律移植的意义何在？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移植所需要的条件是什么？何谓法律移植成功，谁来判断移植是否成功？判断成功的标准是什么？凡此种种，都是本书所探讨和尝试回答的问题。纵观历史，中国的法治现代化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历程。

为了更明确地突出主题，我们在征得奈尔肯教授的同意后，把书名译为《法律移植与法律文化》。这些讨论反映了国外关于法律移植和法律文化的研究趋势。

有鉴于此，我们试图通过本书的翻译，把西方当代关于法律移植与法律文化的最新成果介绍给读者。一般说来，移植之法适应被移植地的特定法律文化，否则，同样的规则、制度或程序在异质法律文化中会变形和失效。因此，我们有必要借鉴国外关于法律移植和法律文化研究的前沿成果。法律移植通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法律文化问题。

高鸿钧 2006年8月  进入 高鸿钧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律移植 法律文化 法律制度 。他们在提出自己观点的同时，充分展示了问题的复杂性。但如果由此认为法律社会学家都反对法律移植的命题，那就未免失之简单了。本书内容涉及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使外来法律适应本土的法律文化，其中多篇文章直接或间接讨论了法律移植问题。

原书以英文出版，书名为Adapting Legal Cultures，直接翻译成中文为适应法律文化。在弗里德曼看来，所有现代社会有着共同的法律需求，法律文化本身也被现代化了，因而现代法律的跨文化传播要比一些文化学者所认为的容易得多。

经济的全球化如同魔杖一样驱动着全球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法律趋同实际上，它们是当今世界比较法学和法律社会学领域广泛讨论的一个问题。

此外，我们还对个别费解的术语和事件等附加了译者注。根据哈丁对东南亚多元主义法律的具体研究，各种法律文化完全可以并行不悖，本土法律文化并不构成法律移植的障碍。本书就是该研究所举办的第三次研讨会的文集，由组织者D. 奈尔肯（David Nelken）和该所所长J. 菲斯特（Johannes Feest）主编。法律移植通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法律文化问题。当然，最新的研究成果未必就是最权威的研究成果，读者也不必在这个领域崇洋媚外，对于本书中的材料、观点和方法，可以自行判断、评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法律继承问题很快就成为了可以公开讨论的议题，稍后，法律移植和法律文化问题也进入了法学家的视野，并成为了热点问题。

他们在提出自己观点的同时，充分展示了问题的复杂性。因此，与沃森等比较法学家的法律移植观不同，在法律移植问题上，法律社会学家更关注移植之法的运作环境和实践效果，而不仅仅满足于法律移植现象本身的简单描述和逻辑推演。

在当今中国，法律移植和法律文化问题的重要性几乎是不言自明的，但如果以为它们只是中国法学的热点问题那就大错特错了。按照罗格朗教授的主张，对于法律移植来说，法律文化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例如，作为法律社会学家的弗里德曼，虽然强调法律与社会的关联，但在法律移植问题上持颇为乐观的态度。高鸿钧 2006年8月  进入 高鸿钧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律移植 法律文化 法律制度 。

国内法学界所借鉴和利用的西方相关研究成果也多显陈旧。然而，法律的全球化是不可抗拒的发展趋势还是当前特定阶段的暂时现象？全球的法律化是一种历史宿命还是人类误入歧途？无论回答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如果这种现象确实存在，法律移植就会变得相对容易了。对于原文中以斜体标示的文字标加了着重号。国际公民社会正在形成，以现代媒体为载体的全球公共领域也在迅速发展，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事务中日益扮演重要的角色，联合国的地位逐渐强化，正在朝着世界政府的方向发展，作为软法的国际法正在变得硬起来，主权国家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所有这一切都对当代世界的法律移植产生了实质的影响。诺塔基教授以日本《产品责任法》的产生和发展为例，认为日本在这个方面的法律移植是相当成功的。

为了方便读者，我们在对原著的翻译中进行了一些技术处理，把原来的注释体例改为页下注。前者是指全球的法律日渐协调一致乃至有趋同之势。

该文集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是一般理论，下编是个案研究。然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法律移植也存在种种隐忧，比如，如何确保世界各国不论大小均具有平等的地位，防止超级大国将其法律强加于弱小国家？如何确保国际人权准则具有普遍性，而不仅仅是西方自由主义人权观的国际翻版？如何确保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真正得到实现，防止它们成为经济竞争的牺牲品以及成本和效益的交易对象？ 以上所述，似乎都是外国人所讲述的外国故事，与中国问题无关，但细而思之，它们在诸多维度与中国的法治现代化都密切关联。

这些讨论反映了国外关于法律移植和法律文化的研究趋势。经济的全球化如同魔杖一样驱动着全球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法律趋同。近年来，国内以法律移植或法律文化为题的各类研讨会接连不断，并出版了许多专题著作，发表了不少专题论文。各位作者从法律社会学的视角，在理论研究和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对这些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例如，罗格朗教授就强调法律规则的语义之维与规则的意义之维密不可分，因而主张法律是不可移植的。法律的国际化、世界法、人类法等概念从不同维度反映了这种趋向。

有鉴于此，我们试图通过本书的翻译，把西方当代关于法律移植与法律文化的最新成果介绍给读者。原书以英文出版，书名为Adapting Legal Cultures，直接翻译成中文为适应法律文化。

后者是指当今世界日益重视通过法律的途径解决各种问题，运用法律的机制处理各类事务，法律规则如同各种病毒一样潜入人类生活的各个角落，规则之网密而不漏，试图将人类的事务一网打尽。对它们进行反思和总结，无疑有助于我们通过法律移植建构中国当代的法律体系，推进中国法治的发展进程。